全国武斗起因_“文革”武斗逃难记
1967年,在“人人要革命,个个要造反”的口号鼓舞下,浙江省从城市到农村,从机关团体到学校,成立了无数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组织。不久,这些造反组织逐渐归属到了两大派――“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”,简称“联总”;“浙江省红色暴动委员会”,简称“红暴派”。
尽管两派都打着“誓死保卫毛主席”的大旗,可一山岂容二虎?两派为争权夺利,都将斗争矛头指向对方,斗争方式也由初期的大辩论、互相攻击谩骂不断升级为互相揪打、抓人、群体斗殴。后来,在江青“文攻武卫”口号的煽动下,终于酿成更大规模的武斗。
1967年5月,我们这个紧挨着杭州市区的富阳县也发生了流血武斗。7月初,武斗的战火燃烧到了我家门口。我所在的区共有9个公社,大部分造反派都属“联总”,而与我们公社接壤的龙门公社,既属另一区管辖,又属“红暴派”。两派为了“武卫”,都在准备武器,什么猎枪、长矛都找出来了。武器不够用,造反组织就到铁匠铺打梭镖。这种梭镖像小麦的叶子,我们又称为“麦叶枪”。铁匠铺成了“兵工厂”,几位师傅只得放弃制造家用农具,夜以继日地赶制梭镖。可整个公社9个大队,只有一家铁匠铺,三四只炉子,根本忙不过来,“麦叶枪”供不应求。后来,不知谁想出了个好办法,把砍柴用的7字形旧钩刀上面一横剪除,变成尖形,锤打几下就成了“麦叶枪”。
到了7月中旬,局势越来越紧张。为了防止“红暴派”袭击,村里开始放哨,看到陌生人就盘查,以防“奸细”。
那年,我19岁,是村里的卫生员,但也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。那时战备抓得紧,我经常参加公社、区里组织的战地救护培训。一天上午,我照常和社员们一起在山坡上削番薯。吃午饭时,公社造反指挥部通过广播发出紧急通知,说龙门公社的“红暴派”要打过来了,让各村迅速组织人员,先发制人,进攻龙门公社,围剿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“红暴派”。我们公社处在武斗最前线,所有非残疾的男劳力都得出征。
村里的造反派头头要我马上到公社卫生院领救护药。小小的保健箱,容不下多少药,我领了防暑的人丹、十滴水,外伤用的红药水、紫药水、碘酒、消炎粉、纱布、橡胶等,赶紧回到村里的陈氏宗祠。这时,全村18岁到60岁的男劳力都手握“麦叶枪”,雄赳赳气昂昂地聚集在那里。
村造反派头头作了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简短动员后,就直入正题:“这次全村应该去的人,没有特殊情况一律都得上前线。未经请假批准留下的,一律按‘红暴派’论处。如在战斗中受伤致残丧失劳动力的,生产队给予照顾;光荣牺牲的,生产队负责将其儿女养到18岁。”
我们村距龙门镇有10里路,出村后,就与其他大队的人马汇合一起,浩浩荡荡地开赴龙门镇。队伍中一枝枝高出人头的“麦叶枪”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让人感觉好像回到了战争年代。我是卫生员,不能冲锋陷阵,只能在后面造一下声势,助助威,真正打仗的是前面那些“飞虎队员”。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,有的是退伍军人,武器是从各公社人武部抢来的,有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,以及把檀树挖空装上火药碎铁的自制檀树炮。
“飞虎队”登上龙门公社附近的山顶,开始挖壕沟,架土炮。我们这些后续部队也慢慢进入龙门公社的地界。为避免挨冷枪,大家纷纷跳下公路,紧贴溪堤前进。这时,天色已晚,如果“红暴派”夜里反攻,我们将遭受沉重打击。司令部传下令来,让背麦叶枪的“战士”往回撤四五里路待命。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则退到公路北面一个田畈中安营扎寨。这年夏天大旱,田畈中的小溪早已干涸得没有一点水了,正好成为我们的宿营地。不一会儿,村里派人送来了晚饭。吃完饭后,我又忙着给那些擦伤、中暑的村民包扎、配药。天完全黑下来了,大家已筋疲力尽,七歪八倒地躺在鹅卵石上睡觉。
远处,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,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,大家陆续从睡梦中醒来。我抱着保健箱,数着天上的星星,猜想明天会怎样。
“联总”数千武斗人员将龙门镇围得严严实实,却一直没有攻进去。龙门镇是江南罕见的古村落,三国时期东吴太祖孙权的后裔许多都住在这里。东汉严子陵游历到此,赞道:“此地山清水秀,胜似吕梁龙门。”从此,这里就改称“龙门”。村子东西长约2000米,南北宽约1000米,住有1700多户人,厅堂群组之间,鹅卵石铺砌的狭窄长巷密如蛛网、四通八达,墙檐相连,房廊纵横,有“大雨天串门,跑遍全镇不湿鞋”之说。陌生人进入古镇,如进入迷宫,东西难辨,如果遭遇巷战,更是有去无回。所以,我们“联总”人数虽多,也不敢轻易打进去。
第二天上午,我们远远看到公路上有辆双轮车,拉着不知什么东西,一根铁筒子高高地斜着向上,朝我们公社方向拉去。有人得意地说,这是“联总”缴获的大炮。走近了我才看清楚,那是一台抽水机,是从龙门镇外的田畈里抢来的。
当天下午,我们接到命令,发动总攻。我们村的“部队”由北转南,沿山脚向龙门镇的背后进军。不远处,“叭叭叭”、“哒哒哒”刺耳的枪声清脆密集。我们时而卧倒,时而匍匐往前爬行,这些动作都是我们从电影里学来的。
“红暴派”已把古镇四周的房屋修成了“碉堡”,有的还在墙上挖了枪洞,准备决一死战,看见“联总”的人冲过去,就开枪射击。
就在众人靠近古镇时,前面的人突然哗啦啦地往后退,说是我们公社造反派头头盛某被打死了,“红暴派”冲出来了。我们这支“部队”本来就是乌合之众,一听消息,立即乱了阵脚,拔腿就跑,争先恐后地逃命,在田间、菜园、草丛、柴蓬里到处乱串,也不管有没有路。反应慢的被人推倒,踩在地上,发出凄惨的呻吟。别人拿着麦叶枪,跑累了还可以拄一下,我背着保健箱,奔跑时前后跳动,一点都跑不快,只得用手按住箱盖,跳过一道道隔菜园的杉树刺篱笆墙。跑了一段路,保健箱里的药水瓶有的震松了盖子,有的震破了瓶身,药水从箱底缝隙漏出来,打湿了我的衣裤。
跑得快的人早已到家,“红暴派”打上来的消息随即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,许多人因为害怕,已弃家而逃。母亲见我还没回来,急得六神无主。自从我参加了武斗,她就一直担心。父亲在县委机关工作,随大流参加“红暴派”,和我们村的人势不两立。武斗开始后,我家就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了,一会儿听人说他在某地被“联总”抓住,一会儿又听说他逃到某地去了。母亲为此常常整夜难眠。
见我平安回来了,母亲提到嗓子眼的心才稍微安定了一点。我没顾得上歇口气,就开始坚壁清野,把放在坛里的稻谷搬进藏番薯的地洞中。母亲慌忙把逃难需要带的东西准备了一下。我挑着中午做好的饭菜,以及碗筷等必需品,16岁的大妹挑着衣服、帐子,13岁的二妹挑着20来斤重的大米,母亲带着8岁的三妹,我们就这样跟随邻居离开了家门。隔壁邻居的女儿嫁到离我们村5里外的一个山村,邻居家准备投奔女儿,我们家无亲可投,就跟着他们去了。
到了邻居女儿家,晚饭后大家早早地睡觉了。由于前天夜里没睡好,我一躺下就睡着了。想不到这个小山村也不安宁,夜里又有人高喊:“‘红暴派’打进来了!”母亲连忙把我叫醒,我揉揉蒙�的睡眼,挑起担子急匆匆地跟着大伙儿上路了。
两尺来宽的山路,这时已是火把连接的长龙了。我和母亲、妹妹好不容易才插进了逃难的队伍。由于路窄,前面的人走不动,后面的人也无法超越,便不停地催着前面的人“快走”。大家都非常惊恐,场面十分混乱。
到了一个岔路口,容不得你多想,我便对母亲和妹妹喊了声“往左走”,便拐上了上山的路。
爬到半山腰,实在累得走不动了,想想“红暴派”也不会夜里追到山上来,又看见有人在地面较平坦的毛竹林停下来休息,我和母亲商量了一下,决定暂时在这里安顿下来。直到这时,我们才发现二妹不见了。要去找,全家得重新下山,哪里还有力气?我们抱着一丝希望,在山路边张望,突然在人群中看见了二妹,她挑着20来斤重的大米找不到我们正急得直哭呢。她在岔路口往右去了,走了一段路不见我们,就站到路边的草丛中等候,过了好一会儿不见我们,才想到自己跟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,又回转来往左上山。我赶紧上去接住二妹,把她带到母亲身边,一家人悲喜交集。
第二天天刚亮,就有三三两两的人开始下山了。我和母亲商量后,也跟着他们下山回到邻居女儿家的那个村子。
看来是没事了,下午我们回到了自己村里,发现“红暴派”根本没有来。刚逃难回家的生产队队长看见我,叫我马上去晒谷子,武斗前半干半湿的稻谷,此时已经开始发霉了。
直到全县的武斗完全停下来,家里才收到父亲报平安的信。在这场武斗中,受到伤害的大多是普通百姓,有的家庭甚至被整得家破人亡。我家算是有惊无险,最后终于合家团圆了。
40多年过去了,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完全抚平我内心的伤痛,至今每当回想起当年武斗逃难的场面,我仍感到心有余悸。但愿这样的悲剧不要再重演,老百姓从此能过上安定的日子。
(责编王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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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两派都打着“誓死保卫毛主席”的大旗,可一山岂容二虎?两派为争权夺利,都将斗争矛头指向对方,斗争方式也由初期的大辩论、互相攻击谩骂不断升级为互相揪打、抓人、群体斗殴。后来,在江青“文攻武卫”口号的煽动下,终于酿成更大规模的武斗。
1967年5月,我们这个紧挨着杭州市区的富阳县也发生了流血武斗。7月初,武斗的战火燃烧到了我家门口。我所在的区共有9个公社,大部分造反派都属“联总”,而与我们公社接壤的龙门公社,既属另一区管辖,又属“红暴派”。两派为了“武卫”,都在准备武器,什么猎枪、长矛都找出来了。武器不够用,造反组织就到铁匠铺打梭镖。这种梭镖像小麦的叶子,我们又称为“麦叶枪”。铁匠铺成了“兵工厂”,几位师傅只得放弃制造家用农具,夜以继日地赶制梭镖。可整个公社9个大队,只有一家铁匠铺,三四只炉子,根本忙不过来,“麦叶枪”供不应求。后来,不知谁想出了个好办法,把砍柴用的7字形旧钩刀上面一横剪除,变成尖形,锤打几下就成了“麦叶枪”。
到了7月中旬,局势越来越紧张。为了防止“红暴派”袭击,村里开始放哨,看到陌生人就盘查,以防“奸细”。
那年,我19岁,是村里的卫生员,但也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。那时战备抓得紧,我经常参加公社、区里组织的战地救护培训。一天上午,我照常和社员们一起在山坡上削番薯。吃午饭时,公社造反指挥部通过广播发出紧急通知,说龙门公社的“红暴派”要打过来了,让各村迅速组织人员,先发制人,进攻龙门公社,围剿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“红暴派”。我们公社处在武斗最前线,所有非残疾的男劳力都得出征。
村里的造反派头头要我马上到公社卫生院领救护药。小小的保健箱,容不下多少药,我领了防暑的人丹、十滴水,外伤用的红药水、紫药水、碘酒、消炎粉、纱布、橡胶等,赶紧回到村里的陈氏宗祠。这时,全村18岁到60岁的男劳力都手握“麦叶枪”,雄赳赳气昂昂地聚集在那里。
村造反派头头作了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简短动员后,就直入正题:“这次全村应该去的人,没有特殊情况一律都得上前线。未经请假批准留下的,一律按‘红暴派’论处。如在战斗中受伤致残丧失劳动力的,生产队给予照顾;光荣牺牲的,生产队负责将其儿女养到18岁。”
我们村距龙门镇有10里路,出村后,就与其他大队的人马汇合一起,浩浩荡荡地开赴龙门镇。队伍中一枝枝高出人头的“麦叶枪”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让人感觉好像回到了战争年代。我是卫生员,不能冲锋陷阵,只能在后面造一下声势,助助威,真正打仗的是前面那些“飞虎队员”。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,有的是退伍军人,武器是从各公社人武部抢来的,有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,以及把檀树挖空装上火药碎铁的自制檀树炮。
“飞虎队”登上龙门公社附近的山顶,开始挖壕沟,架土炮。我们这些后续部队也慢慢进入龙门公社的地界。为避免挨冷枪,大家纷纷跳下公路,紧贴溪堤前进。这时,天色已晚,如果“红暴派”夜里反攻,我们将遭受沉重打击。司令部传下令来,让背麦叶枪的“战士”往回撤四五里路待命。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则退到公路北面一个田畈中安营扎寨。这年夏天大旱,田畈中的小溪早已干涸得没有一点水了,正好成为我们的宿营地。不一会儿,村里派人送来了晚饭。吃完饭后,我又忙着给那些擦伤、中暑的村民包扎、配药。天完全黑下来了,大家已筋疲力尽,七歪八倒地躺在鹅卵石上睡觉。
远处,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,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,大家陆续从睡梦中醒来。我抱着保健箱,数着天上的星星,猜想明天会怎样。
“联总”数千武斗人员将龙门镇围得严严实实,却一直没有攻进去。龙门镇是江南罕见的古村落,三国时期东吴太祖孙权的后裔许多都住在这里。东汉严子陵游历到此,赞道:“此地山清水秀,胜似吕梁龙门。”从此,这里就改称“龙门”。村子东西长约2000米,南北宽约1000米,住有1700多户人,厅堂群组之间,鹅卵石铺砌的狭窄长巷密如蛛网、四通八达,墙檐相连,房廊纵横,有“大雨天串门,跑遍全镇不湿鞋”之说。陌生人进入古镇,如进入迷宫,东西难辨,如果遭遇巷战,更是有去无回。所以,我们“联总”人数虽多,也不敢轻易打进去。
第二天上午,我们远远看到公路上有辆双轮车,拉着不知什么东西,一根铁筒子高高地斜着向上,朝我们公社方向拉去。有人得意地说,这是“联总”缴获的大炮。走近了我才看清楚,那是一台抽水机,是从龙门镇外的田畈里抢来的。
当天下午,我们接到命令,发动总攻。我们村的“部队”由北转南,沿山脚向龙门镇的背后进军。不远处,“叭叭叭”、“哒哒哒”刺耳的枪声清脆密集。我们时而卧倒,时而匍匐往前爬行,这些动作都是我们从电影里学来的。
“红暴派”已把古镇四周的房屋修成了“碉堡”,有的还在墙上挖了枪洞,准备决一死战,看见“联总”的人冲过去,就开枪射击。
就在众人靠近古镇时,前面的人突然哗啦啦地往后退,说是我们公社造反派头头盛某被打死了,“红暴派”冲出来了。我们这支“部队”本来就是乌合之众,一听消息,立即乱了阵脚,拔腿就跑,争先恐后地逃命,在田间、菜园、草丛、柴蓬里到处乱串,也不管有没有路。反应慢的被人推倒,踩在地上,发出凄惨的呻吟。别人拿着麦叶枪,跑累了还可以拄一下,我背着保健箱,奔跑时前后跳动,一点都跑不快,只得用手按住箱盖,跳过一道道隔菜园的杉树刺篱笆墙。跑了一段路,保健箱里的药水瓶有的震松了盖子,有的震破了瓶身,药水从箱底缝隙漏出来,打湿了我的衣裤。
跑得快的人早已到家,“红暴派”打上来的消息随即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,许多人因为害怕,已弃家而逃。母亲见我还没回来,急得六神无主。自从我参加了武斗,她就一直担心。父亲在县委机关工作,随大流参加“红暴派”,和我们村的人势不两立。武斗开始后,我家就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了,一会儿听人说他在某地被“联总”抓住,一会儿又听说他逃到某地去了。母亲为此常常整夜难眠。
见我平安回来了,母亲提到嗓子眼的心才稍微安定了一点。我没顾得上歇口气,就开始坚壁清野,把放在坛里的稻谷搬进藏番薯的地洞中。母亲慌忙把逃难需要带的东西准备了一下。我挑着中午做好的饭菜,以及碗筷等必需品,16岁的大妹挑着衣服、帐子,13岁的二妹挑着20来斤重的大米,母亲带着8岁的三妹,我们就这样跟随邻居离开了家门。隔壁邻居的女儿嫁到离我们村5里外的一个山村,邻居家准备投奔女儿,我们家无亲可投,就跟着他们去了。
到了邻居女儿家,晚饭后大家早早地睡觉了。由于前天夜里没睡好,我一躺下就睡着了。想不到这个小山村也不安宁,夜里又有人高喊:“‘红暴派’打进来了!”母亲连忙把我叫醒,我揉揉蒙�的睡眼,挑起担子急匆匆地跟着大伙儿上路了。
两尺来宽的山路,这时已是火把连接的长龙了。我和母亲、妹妹好不容易才插进了逃难的队伍。由于路窄,前面的人走不动,后面的人也无法超越,便不停地催着前面的人“快走”。大家都非常惊恐,场面十分混乱。
到了一个岔路口,容不得你多想,我便对母亲和妹妹喊了声“往左走”,便拐上了上山的路。
爬到半山腰,实在累得走不动了,想想“红暴派”也不会夜里追到山上来,又看见有人在地面较平坦的毛竹林停下来休息,我和母亲商量了一下,决定暂时在这里安顿下来。直到这时,我们才发现二妹不见了。要去找,全家得重新下山,哪里还有力气?我们抱着一丝希望,在山路边张望,突然在人群中看见了二妹,她挑着20来斤重的大米找不到我们正急得直哭呢。她在岔路口往右去了,走了一段路不见我们,就站到路边的草丛中等候,过了好一会儿不见我们,才想到自己跟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,又回转来往左上山。我赶紧上去接住二妹,把她带到母亲身边,一家人悲喜交集。
第二天天刚亮,就有三三两两的人开始下山了。我和母亲商量后,也跟着他们下山回到邻居女儿家的那个村子。
看来是没事了,下午我们回到了自己村里,发现“红暴派”根本没有来。刚逃难回家的生产队队长看见我,叫我马上去晒谷子,武斗前半干半湿的稻谷,此时已经开始发霉了。
直到全县的武斗完全停下来,家里才收到父亲报平安的信。在这场武斗中,受到伤害的大多是普通百姓,有的家庭甚至被整得家破人亡。我家算是有惊无险,最后终于合家团圆了。
40多年过去了,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完全抚平我内心的伤痛,至今每当回想起当年武斗逃难的场面,我仍感到心有余悸。但愿这样的悲剧不要再重演,老百姓从此能过上安定的日子。
(责编王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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